“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施蛰存
近读沈建中君所著《施蛰存年谱》，略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施家在沪居住情况。施蛰存1937年9月29日抵达昆明，出任国立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文史学系教员。年底接大妹绛年电报，得知松江老宅被日军飞机投弹炸毁。1938年3月上海施寓搬离爱麦虞路（今绍兴路）惠安坊8号，迁入愚园路1018弄岐山邨，这是施绛年供职的“邮政储金汇业所”为员工承租的房屋。
岐山邨
1946年1月施蛰存复员回沪，起初大家庭挤在岐山邨寓所。8月下旬施蛰存结束江苏学院（徐州）教职，改到上海暨南大学教书，遂与夫人、孩子迁居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暨南大学教师宿舍。1948年8月又搬到其美路（今四平路）401弄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师宿舍，1949年10月才迁回岐山邨。但此前施蛰存常回岐山邨。1948年1月18日就曾在此设家宴，为短期赴美的诗人王辛笛饯行。
展开剩余73%不能确知汪曾祺在沪期间可曾见过施蛰存，但致远中学校长高宗靖以及汪曾祺文友唐湜来沪必住的舅父王国桐家都在愚园路750号“愚园新邨”，此处步行至“岐山邨”仅五百米。
愚园新邨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就从各种渠道熟知了施蛰存。沈从文赞赏施蛰存文学技巧“可以说是完美无疵”，“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老师的推崇自然会影响到学生。汪曾祺1940、1945、1946年三易其稿的历史小说《复仇》（刊于1946年1卷4期《文艺复兴》）就采取了施蛰存早年同类作品的笔法，即以心理描写来塑造历史与传说中的人物。
施蛰存最迟于1941年初便知晓汪曾祺的大名。沈从文1941年2月3日致信施蛰存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当时联大文艺团体十分活跃，人才辈出，但沈从文唯独高调举荐汪曾祺，这肯定给一度任教云南大学并同样关心联大文艺社团的施蛰存留下强烈印象。
1940年初，施蛰存交给同乡浦江清一篇《鲁迅的〈明天〉》，认为《明天》“含有一点性爱的暗示”，即描写了苦命的单四嫂子对“鲁镇”游手好闲的蓝皮阿五具有潜在的性意识。浦江清将此文发表于1946年6月16日他主编的《国文月刊》创刊号，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纷纷撰文反驳施蛰存（包括二十年代与鲁迅打过笔战的陈西滢）。直至1941年12月28日出版的《国文月刊》1卷11期，还有施蛰存的回应文章《关于〈明天〉》。
碰巧《国文月刊》1卷10期刚发表汪曾祺小说《灯下》（即后来两次改写且公开发表的小说《异秉》的第一稿），编者介绍这篇“西南联合大学语体文习作班佳卷”乃“由沈从文先生交来”，“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联大文学院二年级学生”。如果施蛰存还记得沈从文在1941年初私信中关于汪曾祺的预言，应当不会放过“汪曾祺先生”这篇“佳卷”吧。
抗战胜利，施蛰存“复员”回沪，先后在江苏学院（徐州）、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大同大学、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除了短期与周煦良合作为上海出版公司编辑《活时代》之外，不能再像三十年代那样活跃于文学编辑岗位了。但他仍然密切关注文坛新人的成长，比如曾应邀参与《文艺春秋》主编范泉召集的“推荐新人问题笔谈会”。既然昔日早有所闻的“汪曾祺先生”此时正执教于上海的致远中学，且在平、津、沪三地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频频亮相，施蛰存作为一名老编辑和资深的现代派作家，应该会以他特有的经验与敏感对这位风头正劲的青年作家有所关注。
《文艺复兴》杂志
“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推出“三大杂志”（《文艺复兴》《活时代》《周报》），有内容相同的共享广告（包括“三大杂志”各自的目录）。《活时代》主编之一施蛰存对于在1946年《文艺复兴》1卷2期、4期连续发表《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的“汪曾祺先生”自然更多一份兴趣。《活时代》仅出三期，却接连发表黄裳两篇“特稿”。施蛰存看重黄裳，应该也会了解一点黄裳不久之后结识且交往十分密切的“汪曾祺先生”的近况吧？
1947年8月15日《文艺春秋》5卷2期小说栏头条隆重推出汪曾祺“心理小说”《绿猫》。同期《文艺春秋》诗歌散文栏头条则是施蛰存所译法国现代派诗人古尔蒙“散文十四行诗”《女体礼赞》。该期《文艺春秋》论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个栏目，唯有《绿猫》《女体礼赞》显示了浓郁的现代派色彩和大胆的形式探索。
穷教师汪曾祺无力订阅报纸，但杂志社一般均向作者赠送有他们作品发表的当期刊物（汪曾祺因此才能交给唐湜一大堆“剪稿”供他写评论），因此施、汪两人看到对方著译发表于同刊同期的概率应该很高。
倘若汪曾祺来沪之前，施蛰存就关注到他的小说《灯下》《小学校的钟声》《复仇》，此时又读到才华横溢的《绿猫》，更不用说1948年3月15日《文艺春秋》6卷3期头条刊发的《鸡鸭名家》（汪曾祺写于上海的另一篇小说力作），他会不会一再想起好友沈从文数年前那个大胆而亢奋的预言呢？
“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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